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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

再论何以尧都平阳

再论何以尧都平阳

蔺长旺

一、关于“尧都平阳”的多种见解

(一) 襄汾县学者万好收先生在其《金殿平阳绝非是尧都平阳》(见尧文化网)一文中,对乔忠延先生的文章《我的故乡是尧都》提出了质疑,认为“截止目前,谁也没有发现古平阳城在哪里,但又都相信有这么个古平阳城。只是于史有载,于实无迹。”,并称乔忠延先生“一步将公元前514年,绛水可以灌韩国都城平阳,讹变为金殿平阳。二步将金殿平阳讹变为尧都平阳。三步将公元584年的临汾县讹传为尧都临汾。”;“一步金殿平阳讹变为尧都平阳,二步将金殿尧都讹变为浮山陪都,三步将浮山陪都讹变为陶寺尧都”;“两个三步局都是无中生有,颠倒黑白,混肴是非,真让人匪夷所思,‘尧都平阳’陶寺可证,史实有据。‘金殿平阳’与史无载,与实无迹。在这里我大声高呼:尧都不在平阳!尧都不在金殿!尧都不在城居!尧都更不在临汾!”

(二) 尧都区学者齐长喜先生在《从‘易经’探讨尧都平阳所在地望》(见《平阳方志》2018.3)一文中,亦对乔忠延先生提出质疑,称“以乔忠延先生为代表的‘水之北山之南为阳’,金殿为‘水之阳’的金殿尧都论悄然立论,在众口一致的舆论下,乡土教材,官方文件,诗作,文辞中都迎合这个观点来解释临汾地理、历史诸多史实。但考古界在陶寺发掘出尧时期的文化特征、物象后,又盲目跟风,以‘尧都陶寺’来定位‘尧都平阳’这一史料,实有商榷之必要”;齐长喜先生认为“在历史典籍的记载与现存(遗失但留存记忆的)古迹、及考古发掘的实物来佐证,尧都吴村论只是没有引起权威部门的重视而被淹没罢了”。言下之意,尧都平阳在吴村而非金殿。

(三) 从上述万好收先生与齐长喜先生文章观点来看,且不说尧都地望在省外是否有学术争议,目前仅就本地而言,归结起来至少有四种:一是乔忠延先生之尧都平阳说(尧都金殿,陪都浮山,迁都陶寺);二是万好收先生之尧都说(尧都不在平阳,尧都不在金殿,尧都不在城居,尧都更不在临汾,尧都在陶寺);三是齐长喜先生之尧都平阳说(尧都吴村);四是社会上的一种普遍性认知,即从历史上平阳郡、平阳府辖区范围之广义上,发现于陶寺的尧都当为‘尧都平阳’。

二、何以平阳

那么,要讨论“何以尧都平阳”?看来,首先需理清楚“平阳”这一地名的来龙去脉。古人“水之北、山之南为阳”之认知是完全符合北半球中纬度地区的天候地理特点的,山脉能够晒到太阳的一面即为阳面。所谓“平阳”,顾名思义当是“平水”之北,山之南面的地方。那么,临汾的“平水”位于何处呢?

 



这是一张选自国家图书馆藏洪武十五年刻印的《洪武-平阳志》之地图,《洪武-平阳志》是迄今所发现的关于临汾最早的志书,可见此图足以珍贵。图中非常清晰的标注出了“平山”、“平水”的位置所在。此图与当今水利部门绘制的龙祠水系图基本一致,看来是非常可信的。由现今之地图可见,金殿位于平水之偏南一侧。除了因水系源于“平山”而得名“平水”外,笔者发现似乎还有一个特征,整个水系大约十条分支,其中间之一条恰位于将水系一分为二的平分线上,似乎也使得“平水”之名多了一种解释。

再论何以尧都平阳

至于确定“水之北、山之南”为阳面的山,又该是那座山呢?这当应是横跨西南——东北方向的吕梁山(姑射山)山系。

如此,所谓“平阳”之地望,当在平水以北、吕梁山系以南的地域之内。

三、何以尧都平阳

且不说发生在“平阳”地域内有“仙洞沟(天下第一洞房)尧与鹿仙女成婚的故事”传说,也不说其临近之妫汭(洪洞万安)一带还有“接姑姑、迎娘娘”与虞舜相关的传说,要说“尧都平阳”,或是说“尧之初都平阳”,那首先在这个“平阳”地域内必须得有直接的证据,即有考古文化支撑。

笔者查阅《中国文物地图集-山西卷》发现,在平水以北,汾水以西,具有陶寺文化遗存的地方,唯有金城堡与高堆这个地方存在,且面积大约有22.5万平方米以上,而吴村也好,金殿也罢,都与之不相关。不过,在金殿倒有相当于汉时西魏王魏豹、十六国时期汉国君主刘渊时期的文化遗存,面积大约27.5万平方米,另外在金殿以南的下靳还有相当于陶寺文化时期的墓葬区;在魏村一带倒有春秋战国时期相当于韩贞子徙都平阳时期的考古文化遗存,面积大约20.7万平方米。

笔者据此判断,相当于“仙洞沟(天下第一洞房)尧与鹿仙女成婚的故事”传说时期,尧的都邑很可能就在具有陶寺文化特征的金城堡与高堆一带,联想到典籍记载尧那时生活简朴,其都邑也并非会豪华奢侈,这也恰与遗址面积不大的实际状况相吻合;而位于其西南方向的下靳墓区,在布局上看,似乎应是整体布局的一部分。而介于金城堡、高堆与洪洞万安(妫汭:虞舜初都)之间的羊舍、羊獬一带,会有“接姑姑、迎娘娘”的传说发生,也便具有了空间地理的合理性。(参见笔者拙文《姚墟舜居考》、《韩都平阳》、《何以尧都平阳》)

 

尧都平阳、舜都妫汭、韩都平阳、金殿刘渊之都位置图解

 

笔者赞成乔忠延先生“尧都平阳、陪都浮山、迁都陶寺”的基本观点,但对其平阳为金殿之说尚不敢苟同。之所以这样说,因为尧舜禹时期曾发生过洪水和治水的历史,无论从典籍记载,还是从水文气象考古,都有足够的证据,且《竹书纪年》也曾有尧“建游宫于陶”、“居于陶”的明确记载。由于早在距今3900年时,陶寺遗址就已经废弃,而到先秦、秦汉时期史学家著史时已是过了差不多近一、两千年的时间,况且太史公著《史记》时,《竹书纪年》还在地下未被发现,所以,史学家直到唐宋时期都一致云“尧都平阳”而不提及“陶寺”,无论其所言之“平阳”是指水之北山之南的“平阳”,还是以平阳县、平阳郡、平阳府的地域概念而言,也都是完全合乎情理、可以理解的。

 

四、关于平阳地域内两个羊舍的问题

这个发生在晋国时期之地名与历史事件相关的问题本来与本文所讨论的“尧都平阳”并不直接相关,但却会引人误解“尧都平阳”的地理与地望之所在,所以有必要进行讨论。

万好收先生据司马迁《史记·魏世家》“汾水可以灌魏国都城安邑,绛水可以灌韩国都城平阳”的记载推断:

“绛水北注既然可以灌平阳,说明平阳就在其北不远,用绛水可以灌得着。而有四位专家将此平阳县解读为金殿平阳县。这真是南辕北撤,绛水北的平阳县在翼城西南40里,距金殿平阳200余里。一个在北,一个在南,越往北地势越高,绛水往北金殿平阳怎么个灌法?试问:金殿平阳是韩国都城吗?公元前514年晋灭羊舍氏建的平阳县,比金殿平阳早734年,如果金殿平阳是尧都平阳,那么晋灭羊舍氏建的平阳县更应是尧都平阳。这不就形成了地方名是平阳的都成了尧都平阳吗?”

《正义》引《括地志》说,“绛水一名白水,今名弗泉,源出绛山,飞泉奋勇,扬波北往,悬留积壑二十余丈……”。按《曲沃县志》:“绛水,一名沸泉……其水西北注流于浍。”

由图可见,就整个汾浍流域的地势而言,确实是呈北高南低之状,绛水北灌之范围的确有限,不可能到达今之临汾金殿地域的。显然,这里就“平阳”这个地名所指而言,此“平阳”非彼“平阳”无疑。

《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晋分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赵朝为平阳大夫。春秋晋羊舌氏邑。(公元前514年、周敬王6年、晋顷公12年,晋大夫魏献子灭羊舌氏族,分羊舌氏之田为铜鞮、平阳(临汾)、杨氏(洪洞)三县,乐霄为铜鞮大夫。)

笔者认为,“公元前514年晋灭羊舍氏建的平阳县”,正是稍后时期韩贞子徙居平阳后所在的地区,亦即现今羊獬西北部的那个“羊舍”,而非浍水北岸的那个“羊舍”。

再论何以尧都平阳

至于浍水北岸的羊舍,当是羊獬西北部的那个“羊舍”氏族在被肢解后南迁的地方(此地域亦有相关墓葬考古发现)。而说到“绛水可以灌韩国都城平阳”的时间已经到了三家分晋的时期(前453-403年),而不容忽略的一个历史事实是,韩国的都城一直在逐步南迁。显然,此时绛水可灌溉的韩国都城应已是南迁过程中的一处“平阳”了。

五、关于历史上临汾名称的变迁

对此,乔忠延先生电视讲坛系列节目《临汾的历史变迁》已经明晰的介绍。

(一)概括起来,可以说在古平阳之地域,先后有四次为都的历史:

 一是尧舜时期的平阳之尧都

二是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497年贞子居平阳—前375年徙郑)的平阳之韩都

三是汉时(公元前202年)西魏王魏豹之都

四是十六国时期(公元308年)汉国君主刘渊之都。

 (二)从冠以“平阳”之名的建置沿革来看,通过对志书的梳理,可知先后有八次以“平阳”之名建置。可见“平阳”一词之历史厚重的确非同一般。也许这正是为何唐宋以前史学者多将“尧都”与“平阳”联系在一起的缘由之一。

1、公元前514年(周敬王6年、晋顷公12年),晋大夫魏献子灭羊舌氏族,分羊舌氏之田为铜鞮、杨氏(洪洞)、平阳(临汾)三县所有。可见,这是“平阳”作为县级建置最早的记载。

2、十六郡以平阳为河东郡

3、两汉之曹魏邰陵公正始二年,分河东之汾北十县置平阳郡。西晋仍其旧。

4、隋炀帝初废州置临汾郡,恭帝义宁二年复改为平阳郡。

5、唐武德元年改为晋州,玄宗天宝元年改为平阳郡。

6、 金初为平阳府

7、天会六年于平阳府置河东南路、平阳路

8、洪武复改为平阳府

(三)古平阳地域临汾的别称变化

正如乔忠延先生所云:临汾的名称不是一个,在历史上曾有多种叫法。至今还能被人记住,经常提起的就有:平阳城、高梁城、白马城、卧牛城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还有“花果城”之称。这些说法都没有错,这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段的不同叫法。

《洪武-平阳志》临汾县地图

再论何以尧都平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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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粱城

约公元前650年高粱城在春秋时期就已存在,早于韩贞子徙居平阳约150年左右。《左传》曾两次写到高梁城:一是鲁僖公九年,齐侯以诸侯之师伐晋,及高梁而还,讨晋乱也(骊姬乱国,齐侯兴师动众来讨伐晋乱,至高粱平息);二是鲁僖公二十四年二月,戊申,使杀怀公于高梁。(秦穆公护送重耳归国当国君,即后世尊称的晋文公。之前抢占了位置的晋怀公逃跑到高梁城 为除心腹大患,便有了《左传》记载的:“使杀晋怀公于高梁”。)

平阳城

公元前206年西魏王都平阳城。《史记》中有明确记载:汉元年,项羽封诸侯,……乃徙魏王豹于河东,都平阳,为西魏王。《山西通史大事编年》亦有记载:项羽分天下以封各将领,……徙魏王豹为西魏王,……都平阳(今山西临汾市南,汾河西岸的金殿镇)。对此《洪武-平阳志》有详细记载和地图标注。

公元309年,后汉刘渊徙居平阳城。《洪武-平阳志》记载:“刘元海曰蒲子崎岖非可久安…..于是徙居平阳”(今山西临汾市南,汾河西岸的金殿镇一带)。

白马城

公元524年,晋州刺史樊子鹄迁进白马城。白马城最早出现的典籍是《魏书》,也就是北魏时期。公元523年,北方六镇发生民变。公元524年十二月平阳山胡反章武王元融前来讨伐,又任命崔元珍为平阳太守讨伐山胡,并在平阳城设置唐州,任命崔元珍担任刺史。因山胡尚未剿灭,北魏发生内乱,大将尔朱荣从晋阳起兵去洛阳平息祸乱,南下途中顺便派樊子鹄去收复唐州,崔元珍不从被杀。内乱平定后,北魏改唐州为晋州,任命樊子鹄为刺史统辖此地。樊子鹄不再驻守平阳城,将晋州及其下属的平阳郡、平阳县一起搬迁过汾河,迁进白马城。

卧牛城

《临汾县志》记载:“临汾城墙雉堞内土壅卧牛”。《山西通史大事编年》记载:公元908年,后梁开平二年九月,晋周德威、李嗣昭将兵三万出阴地关,攻晋州,刺史徐怀玉拒之。后梁时期,梁、晋两军在一次惨烈的战斗过后,晋州刺史徐怀玉连忙带兵修补城墙时发现了铁卧牛,按照铁卧牛的出土时间,乔忠延先生考证这应该是它第一次出土面世。

1977年10月。在临汾地区糖业烟酒公司工作的郭德金先生,家住在城墙旁边。有一天,从城墙上挖土,挖开了一个不大的土洞,里面有一块碑石,一个卧牛,还有三件小陶器。据乔忠延先生考证,此牛正是公元1373年,即洪武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第二次被出土并被重新埋回原处的那尊铁牛。

这尊卧牛先后三次出土,但被安放于城墙中的起始时间,迄今还是谜团。据说1988年又在西北城墙角掘出一尊形状与此相同的铁牛,不知是否真实。有学者推断,可能在北魏建白马城时在城墙四角埋入了铁牛。不过,这倒让人有点觉得“风马牛不相及”。

而对于这些“城”的地理位置之所在,因时过境迁,准确定位也是难以做到的。不过,新发现的《洪武-平阳志》倒是为我们提供了准确的信息:“平阳城东北二十里古白马城(今(洪武)之治城也)”,通过这一句话足可以确定“平阳城”和“白马城”的地理位置;而且图上还明确标注了“高粱城”的位置,位于今县底、城隍一带,并非在高河(店)桥一带。这证明之前已故学者石青柏先生根据历史事件发生的地理相关性对古高粱城与武遂城的位置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此外,《洪武-平阳志》还记载,平阳府有四门,南:朝京, 北:镇朔,  东:武定, 西:义和。平阳府有市楼(四角楼),南:云天咫尺 , 北:中州雄镇,东:太行形胜, 西:河山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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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尧都平阳”

何以“尧都平阳”

   蔺长旺

一、 有关“尧都平阳”与“古唐国”之称谓的典籍记载

其一、查相关典籍,有关“尧”、“尧都平阳”与“古唐国”之称谓的典籍,大致成书于公元前500年到公元1147年的南宋时期。也就是说,著述者距离帝尧那个时期已经有2000年到3500年之久的时间了。

《尚书序》(约成书于前五世纪):“昔在帝尧。”孔传曰:“尧,唐帝名。”

秦嘉谟辑补《世本》(战国末年前234年—前228年)云:“帝尧陶唐氏。”

《帝王世纪》(公元282年)云:“帝尧始封于唐。”唐地所在,《尚书·五子之歌》(约成书于前五世纪)云:“惟彼陶唐,有此冀方。”孔传(公元1065年)曰:“陶唐,帝尧氏都冀州,统天下四方。” 孔颖达(公元574年—648年)疏:“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皆在冀州。

南宋史学家郑樵《通志》(1147年)云尧“年十三佐帝挚受封于陶,十有五封唐为唐侯,合翼与浮山南为国,….以侯伯践帝位,都平阳,号陶唐氏。

《史记·晋世家》(前94年)云:成王“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

唐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公元638年)云:“故唐城在绛州翼城县西二十里,即尧裔子所封。

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云:“今山西平阳府翼城县西有唐城,叔虞所封。《史记》:‘唐在河、汾之东’,即此。”

《诗经·唐风谱》(约成书于春秋中期)孔颖达疏引皇甫谧曰:“尧为天子,都平阳。”

《汉书·地理志·河东郡》(公元54年)平阳县下颜师古注引应劭曰:“尧都也,在平河之阳。

《水经·汾水注》(汉魏时期之作:“汾水又南,迳平阳县故城东,应劭曰:县在平河之阳,尧舜并都之也。……水侧有尧庙,庙前有碑。

《魏土地记》(曹魏时期公元233年–238年之间)曰:‘平阳城东十里,汾水东原上,有小台,台上有尧神屋石碑。”

《史记·晋世家·正义》云:晋始封于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正合在晋州平阳县。”

其二、关于“平阳”这一地名作为行政辖区之称谓的启用年代,从历史沿革的记载来看,恐最早始于置“平阳县”的西汉时期。尽管有学者称“平阳”这一地名得于“平水之阳”,但对于“尧都平阳”这个命题却道不清到底是先有“尧都”还是先有“平阳”这个地名的。直到唐朝的孔颖达(公元574年—648年),才有其对《帝王世纪》(公元282年)之疏:“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皆在冀州”的明确说法。

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家分晋”,韩建都平阳。

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置平阳县

三国魏正始八年(公元247年)置平阳郡。

西晋永嘉三年(公元309年),刘渊建汉,都平阳。

北魏(公元386-534年)孝昌中置唐州。

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置临汾郡,临汾得名沿用至今。

北宋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始置平阳府

明清重置平阳府

基于上述两点,笔者认为,这些相关典籍对于“尧都平阳”和“古唐国”之地理位置所在的记载,只是一种大致方位与地望的描述。这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因为著述者距离帝尧时期已经有长达2000到3500年之久的时间了。这也是造成当今学界对这些问题出现多说之缘由。

不过,科学的考古发现,却为人们解读此类谜题提供了可靠的实证,电子地图的广泛使用,也为人们进行地理空间的分析提供了可靠的支撑。

所以,有必要对于某些学者提出的“平阳”就是“今之陶寺”而非“平水之阳”的“今之尧都区”、“古唐国就是以陶寺为中心的方百里”这些说法予以剖析澄清。

二、 “古唐国”何在

何以“尧都平阳”

上图描述了尧从“陶”到“唐”、从“唐”到天下共主的“尧都”以及从其后裔封于“唐”到周公灭“唐”进而到叔虞封“唐”、燮父改晋为“唐”长达1300多年的脉络,也顺便描述了“唐人”的来历。

那么,尧“年十三佐帝挚受封于陶”的“陶地”何在?

这个“陶”就在陶寺,尧在这里佐帝挚仅有两年时间就被封到了唐地。至于山东说是不成立的(参见蔺长旺博文《唐尧东夷平叛——成于武、定于陶 (兼论唐尧之封地陶与唐)》),因为尧不可能去平叛自己的封地。正因尧山东平叛有功,所以才被封地于唐,有了得以展示才华和发展的空间。

  那么“唐地”,也就是说“古唐国”何在?

  答案也是肯定的,因为河北说、太原说均得不到考古学的支撑(参见蔺长旺博文《古唐国与刘姓始祖刘累的历史渊源》)。只不过是尧之部落迁徙过程中的徙居地而已。

何以“尧都平阳”

由上图可见,“古唐国就是以陶寺为中心的方百里”之说,在地理空间上不符合“河汾之东”的基本概念,若说是“河水之东”倒是成立的。

何以“尧都平阳”

  假设以翼城县的四个冠以“唐”的地名为中心,倒是基本上能满足“河汾之东”这一地理概念。

何以“尧都平阳”

若以宋书之“合翼与浮山南为国”之记载,古唐国在翼城之说,可以说在地理空间上是完全符合的。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古唐国”地域内的龙山文化陶寺型遗址的分布面积极大,将近600万平米,这是非常可信的坚实支撑。

此图也有助于理清古唐国与“尧都平阳”、“尧都陶寺”的相互关系。乔忠延先生在电视讲坛中曾讲到过尧从“古唐国”到“尧都平阳”、因洪水到“陪都浮山”再到“尧都陶寺”的脉络。对此,笔者基本上持赞同的观点,只是对“金殿”即“尧都平阳”略有不同。

三、 “尧都平阳”之“平阳”何在

尧因山东平叛功高望重且在古唐国治理有方,实力雄厚,故被推为共主,定都平阳。那么,何处是“平阳”?

古代时人认为,“山之南,水之北”为阳。今尧都区龙祠往下一带,曾有一个湖,名叫平水,也称平湖。平水之阳,就是在平水的北面。平水经金殿一带入汾河。所以不少学者都认为金殿这一带就是昔日尧的初都之地,亦即“尧都平阳”。

笔者认为这个“尧都平阳”并非是之后的“尧都陶寺”,也不是今之尧都区境内的“金殿”。因为从考古学角度看,金殿只有庙二、东周和汉代时期的文化遗存,并没有陶寺时期考古文化遗存。

何以“尧都平阳”

平湖(平水)

何以“尧都平阳”

何以“尧都平阳”

尧都区内龙山文化陶寺型遗址的分布图

何以“尧都平阳”

金城堡、高堆一带相当于陶寺时期的考古文化遗存有38万平米

何以“尧都平阳”

金殿、城居村一带并无相当于帝尧年代的文化遗存

何以“尧都平阳”

而在金城堡、高堆一带相当于陶寺时期的考古文化遗存有38万平米之多,连同其东部韩村直到涝水岸边上村(尧陵)一带面积可达60多万平米以上,且处于平水之阳的位置。

富有传奇色彩的仙洞沟又恰好处在这一地区的西部不远之处,无疑也是尧初都与此的佐证。

在(金殿)下靳有53座陶寺时期的墓葬群,说明这里是墓葬区,而不是宫殿区域。乔村与郭村之间虽有20万平米的陶寺时期的文化遗存,但在整体布局上属介于北部中心聚落与墓葬区之间的小型聚落。对于其聚落之功能现在已经无法去考证了,因为新百汇及其周边的城市建设早已将其淹没。(不知在建设过程中是否有文物部门进行过现场勘察和资料收集工作)

笔者曾与同仁王隰斌、梁希民先生到高堆、金城堡一带进行过实地调查,那里陶寺时期的陶片随处可见,且其标高与城区内几乎相当,甚至低于尧庙机场的标高20多米,所以在洪水灾害情况下并非是理想的居住地。这也正是洪水泛滥时帝尧不得不翻越卧虎山(浮山)前往“陪都”浮山(今之天坛山)与洪水之后再到陶寺定都的缘故。也就是说,昔日尧之初都应在高堆、金城堡及其东部地域。

以上之推论逻辑上是合理的,但问题是,除了尧时发生洪水事件可导致其迁徙发生这一证据外,目前尚找不到尧先在“平水之阳”建都的直接证据:亦即在“平水之阳”高堆、金城堡一带有尧时“都城遗址”的考古发现。通过考古发掘能否找到也还是一个未知的答案。

 襄汾万好收先生在其《金殿平阳绝非是尧都平阳》一文中写到:

“金殿平阳,乃地方名,建立平阳县,乃县名。尧都平阳与金殿平阳是同地同名。尧都平阳比金殿平阳早二千五百一十七年,尧都平阳是唐国都,尧都城。而金殿平阳是平阳县城。国都同县怎么同日而语呢?!唐尧都平阳,始建于公元前2297年,金殿平阳县建于公元220年,前后相距2517年。一个是国都城,另一个是县城,人们将金殿平阳视为尧都平阳,真是让人匪夷所思。”

何以“尧都平阳”

万好收先生据司马迁《史记·魏世家》“汾水可以灌魏国都城安邑,绛水可以灌韩国都城平阳”的记载推断:

绛水北注既然可以灌平阳,说明平阳就在其北不远,用绛水可以灌得着。而有四位专家将此平阳县解读为金殿平阳县。这真是南辕北撤,绛水北的平阳县在翼城西南40里,距金殿平阳200余里。一个在北,一个在南,越往北地势越高,绛水往北金殿平阳怎么个灌法?试问:金殿平阳是韩国都城吗?公元前514年晋灭羊舍氏建的平阳县,比金殿平阳早734年,如果金殿平阳是尧都平阳,那么晋灭羊舍氏建的平阳县更应是尧都平阳。这不就形成了地方名是平阳的都成了尧都平阳吗?”

《正义》引《括地志》说,“绛水一名白水,今名弗泉,

源出绛山,飞泉奋勇,扬波北往,悬留积壑二十余丈……”。按《曲沃县志》:“绛水,一名沸泉……其水西北注流于浍。”

由图可见,就整个汾浍流域的地势而言,呈北高南低之状,绛水北灌之范围的确有限,不可能到达今之临汾金殿地域的。显然,这里就“平阳”这个地名所指而言,此“平阳”非彼“平阳”无疑。

要知道三国魏正始八年(公元247年)方以“平阳”之称谓置平阳郡,那时无论是金殿还是陶寺都处在平阳郡辖区之内,直到唐朝的孔颖达(公元574年—648年),才有其对《帝王世纪》(公元282年)之疏:“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皆在冀州”的明确说法。显然,所谓“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皆在冀州”之说应是基于地域概念而言的。如此,“尧都陶寺”当于“尧都平阳”等同。

陶寺遗址(尧都)尘封于黄土之下四千多年,才使今人得以相见,看来那些距离帝尧2000到3500年的典籍著述者来说,也一定是不知晓帝尧初都之确切位置的。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陶寺遗址自距今3900年废弃至汉代长达近2000年的时间里,那里几乎没有任何建筑的遗迹,也许这是人们出于对这个曾经圣地的敬畏之故所致,恐这也是造成后人对这一曾经是帝尧宫城所在地陌生遗忘的缘故。

倘若没有陶寺遗址的发现,恐历史学者们对“尧都平阳”的注意力还会一直围绕着“平水之阳”四个字眼打转转。事实上《竹书纪年》中就有尧“建游宫于陶、居于陶”的记载,只是从未引起学者的注意。

总之,言“平阳”这个地名,可以说是因“平水之阳”而得名;而言“尧都平阳”,则是基于行政区域来表明“尧都”位于“平阳”。

 “尧都平阳”仅是一个地域、地望的空间概念,但今日有幸得到了考古学的确切实证,尧都在陶寺,当然也在平阳。一定要说“陶寺就是平阳”、非“平水之阳的平阳”显然也是欠妥当的。

                        2018.10.28.0:41 于平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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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尧大典祭拜的是“帝尧”还是“尧帝”?


祭尧大典祭拜的是“帝尧”还是“尧帝”

             山岔壑人

近日,在媒体围绕“全球华人祭尧大典活动”连篇累牍的报道中,“帝尧”与“尧帝”两次词的出现频率甚高。那么,到底该称尧为“帝尧”还是“尧帝”呢?

太史公《史记  – 五帝本纪》:“帝尧者,放勋。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黄收纯衣,彤车乘白马。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

 显然太史公是称尧为“帝尧”而非“尧帝”的,且是在秦始皇始称““皇帝””之后。也就是说在司马迁看来,称尧为“帝尧”和“尧帝”在意义上是有很大区别的。

(汉字)

 (1) 象形。甲骨文字形,象花的全形。上面象花的子房,中间象花萼(花瓣外面的绿片)。下面下垂的象雌雄花蕊。本义:花蒂。

(2) 天帝,上帝。宗教或神话中称主宰万物的神。最高的天神。古人想像中宇宙万物的主宰 [the supreme Being]是对人的道德修养达到一个境界之后的称谓。

康熙字典【寅集中】【巾字部】帝 •康熙笔画:9 •部外笔画:6〔古文〕【唐韵】计切【集韵】【韵会】【正韵】丁计切,$音谛。

【说文】谛也。王天下之号也。

【尔雅·释诂】君也。

白虎通】德合天者称帝。

【书·尧典序】昔在帝尧,聪明文思,光宅天下。【疏】帝者,天之一名,所以名帝。帝者,谛也。言天荡然无心,忘于物我,公平通远,举事审谛,故谓之帝也。五帝道同于此,亦能审谛,故取其名。

吕氏春秋】帝者,天下之所适。王者,天下之所往。

【管子·兵法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

【史记·高帝纪】乃卽皇帝位汜水之南。【注】蔡邕曰:上古天子称皇,其次称帝。 又諡法。

【史记·正义】德象天地曰帝。 又上帝,天也。【易·鼎卦】圣人亨,以享上帝。【书·舜典肆类于上帝。 又五帝,神名。

【周礼·春官·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注】苍帝曰灵威仰,赤帝赤熛怒黄帝含枢纽白帝曰白招拒,黑帝曰汁光纪。

【家语】季康子问五帝之名。孔子曰:天有五行,金木水火土,分时化育以成万物。其神谓之五帝。 又星名。

【史记·天官书】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乙常居也。【注】文耀钩云:中宫大帝,其精北极星。春秋合诚图云:紫微大帝室,太乙之精也。正义曰:太乙,天帝之别名也。【又】大角者,天王帝廷。【注】索隐曰:援神契云:大角为坐候。宋均云:坐,帝坐也。【又】太微三光之廷,其内五星,五帝座。 又地名。

【左传·僖三十一年】衞迁于帝丘。【注】帝丘,今东郡濮阳县,故帝颛顼之墟,故曰帝丘。

“帝”在战国以前(先秦)专指道德修养和功德很大很高的人,也是最高管理者,这一点是可以确定的。秦始皇以皇帝为君主称号,帝遂为皇帝简称。至西周 周天子称王不称帝。公元前288年,齐湣王称东帝,秦昭王西帝,因当时列国均已称王,欲寻一更尊于王之称号,乃借上古大帝之名,用为后世人君之号。

可见,“帝”的意义在发生变化,由原来代表道德修养之境界二演变为后来的“地位”象征,便有了后来的所谓“帝制”之说,有学者认为这是华夏文化的“悲哀”。

帝者,德合天地曰帝。即一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了与天地一样并且和天地贯通且和谐的地步,这个人就称之为帝。而这样的人必然是所有人类中最有智慧和能力的,故而所有人都愿意让他来管理大家的公共生活,引导教化大家,于是所有人推举他为最高管理者。

太史公之《史记》以《五帝本纪》为首篇,其所载五帝之帝号,实系以其道德修养之境界而名。

据此,笔者认为还是遵循太史公对尧的称谓“帝尧”为好,因为这样可体现对尧“仁如天、知如神”道德层面的敬仰,而避免所谓对“权利与地位”崇拜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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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陶寺遗址的考古新发现看尧舜禅让(转)

从陶寺遗址的考古新发现看尧舜禅让(转)作者:王晓毅 丁金龙
   《尚书》的《尧典》、《舜典》、《大禹谟》等篇说:尧在位七十年,年老体衰时请四岳推举继承者。经过一番讨论,推举了鲧。尧要他治理当时危害甚大的洪水。鲧治水不成被废,四岳重新推举舜,理由是舜有盲目的父亲和不善良的母亲,弟弟又很骄傲,而舜与他们相处得很好。尧就对他进行全面的考验,结果舜比人们想像的还要有才能,于是践天子位。后来,大禹治水成功,舜把帝位传给了他。禹又准备传位于伯益,结果天下民心归向禹子启,禅让制度遂遭破坏。事实究竟怎样,下面结合陶寺遗址的考古新发 现谈谈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一、先秦以来禅让说与篡夺说的争执      对于禅让,战国诸子百家争鸣,有肯定意见,也有否定的说法,而且往往一人兼持二说。这样,上古时代是确实存在禅让制度,还是某些学派作为托古改制而捏造的, 便成了问题。 
   儒家奉尧舜为圣贤,但对尧舜禅让传说的解释却截然不同。孔子是坚信尧舜禅让的,除了《尚书》诸篇的记载,《论语》中也有两处提到传说中尧舜时代选贤禅让之事:“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荆门郭店近年出土的楚简中,有一篇由整理者定名为《唐虞之道》的古佚文,开篇即云:“唐虞之道,禅而不专。”孟子引孔子的话说:“唐虞禅,夏后殷周断,其义一也。”另一方面他又说“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孟子·万章上》),孟子的禅让观实际上是一种天命思想。荀子则坚决否定有禅让这回事,他说:“世俗之为说者曰:‘尧舜禅让。’是不然:天子者,势位至尊,无敌天下,夫有谁与让矣!……夫曰尧舜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 陋者之说也。”(《荀子·正论》) 
   墨子则以禅让之事作为自己“尚贤”主张的论据而反复申述,墨家首领“钜子”之承继便严格按照禅让制进 行。 
   法家认为:“古之所谓圣君明主者,……逼上弑君而求其利也。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也,而天下誉之。”(《韩非子·说疑》)《古本竹书纪年》中也有“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 “舜放尧于平阳”等类似记载。 
   庄子说:“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曰: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也。”(《庄子·逍遥游》)魏晋时期的皇甫谧重复了道家说法:“尧又召为九州长,由不欲闻之,洗耳于颍水滨。时其友巢父牵犊欲饮之,见由洗耳,问其故。对曰:尧欲召我为九州长,恶闻其声,是故洗耳。巢父曰:……子故浮游俗间,求其名誉,污吾犊口。牵犊上流而饮之。”(《高士传·许由》)道家或以为尧舜及禹的人格修养不及许由等人而不屑言及,却在盛赞许由等人的同时又证实了尧舜间的禅 让关系。 
   近代以来,顾颉刚、杨向奎等人认为尧舜禅让是儒、墨创造并进行宣传的。郭沫若在《中国史稿》中则说禅让制度反映了部落联盟议事会的情况。翦伯赞《中国史纲要》和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也都主张禅让传说 是原始社会军事民主制的反映。 
   现代学者王玉哲认为,尧舜禹时代正处于民主选举到王权世袭的过渡阶段,禅让与篡夺的并存正是“传贤”制向“传子”制过渡阶段的真实反映。周苏平认为尧舜禅让故事并不存在,尧舜及禹当分别代表先后主盟 中原的几个早期城市国家。 
   二、陶寺遗址的新发现    近年来,学术界普遍认可的唐尧帝都———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新发现了古城、宫殿、大墓、观象祭祀台等一系列重要遗迹。这些新发现对探讨尧舜禅让记载的 真实性提供了可能。 
   考古工作者惊叹距今4100年之前的唐尧时代就存在街区屋舍、宫殿群落、祭祀建筑、墓葬区、观象台、水井、道路和仓储设施等规划合理、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的古城;道路、壕沟、墙基、台阶、桥墩、豁口、斜坡、槽壁等遗迹一应俱全的夯土宫殿核心建筑;随葬玉钺、玉璜、绿松石饰件、子安贝、白玉管、天河石、骨镞、漆木器、彩绘陶器、龙盘、石磬、鼍鼓铜器等有墓龛、尸床、船棺的大墓;面积1400余平方米,上下三层的具有祭祀、观象功能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令人不解的是,文化发 展的链条在陶寺文化中晚期之际竟然断裂了。 
   从目前发表的材料看,至少有六条证据表明,陶寺中期以前文化毁于陶寺文化晚期。 
  1.“发掘情况表明,城址的各道城墙均被陶寺文化晚期遗存所叠压或打破”———平城墙。 
  2.“IT5026、IT5126所解剖的壕沟里堆积的大量建筑垃圾中,出土了三大块篦点戳印纹白灰墙皮和一大块带蓝彩的白灰墙皮。建筑垃圾内的夯土块质量很好。……建筑垃圾的堆积时代为陶寺文化晚期,但是建筑本身很可能为陶寺文化中期。”———废宫殿。 
   3.“IT5026揭露的垃圾灰沟HG8里不仅出土大量石坯剥片,而且还出土了5层人头骨,总计30余个,散乱人骨个体近40~50人。人骨明显被肢解,许多颅骨有钝器劈啄痕,其中人工劈下的面具式面颊有6个之多。经专业人员现场鉴定,这些人骨以青壮年男性为多。”———杀壮丁。 
  4.“IT5126HG8③层还出土一具35岁左右的女性完整骨架,她被折颈残害致死,并在阴道部位插入一只牛角。”———淫妇女。 
  5.“大型建筑基址IIFJT1位于中期城址南边中期小城的祭祀区,……IIFJT1被压在③④下,两层均为陶寺晚期文化。”———毁宗庙。 
  6.“M8棺内墓主人骨只有脚趾保存较好,其余均已移位,人骨不全缺失严重。……填土内还发现有一组散乱的人骨,分属不同的个体。”“M22原有棺盖板和红布棺罩均被扰坑毁坏。扰坑底残留着随意抛弃的人颅骨5个,而墓主的头骨则残留在棺的衬板尸床上。扰坑底西部斜坡上残留着被拉上来的棺盖板,伴随着扰乱的棺内随葬品玉钺1件、玉钺残块1片、玉饰品和绿 松嵌片等20余件。”———扰祖陵。 
   由此可以看出,如果陶寺早中期文化代表的是尧或者陶唐氏部族的政权统治,那么唐尧与其继任者之间的政权更替是通过革命式的暴力手段完成的。在中国古代,要摧毁一个政权时,摧毁其都城或中心城市的传统理由是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于是就有项羽焚烧秦咸阳城大火三月不熄的记录,有董卓迫汉献帝西迁长安而毁洛阳的惨例,有朱全忠挟唐昭宗迁洛而毁撤长安宫室府廨官宅民居的劣行。百年古都就在这类浩劫中或废为丘墟,或仅剩残垣断壁,以这些城墙为标志 的政权,似乎也随之失去了生命力。 
   三、尧舜禅让的历史真实     先秦诸家无一例外地把尧舜视为天下一统的君臣关系。这种解释或不无合理之处,但也难免失之偏颇。惟有摆脱先秦观念的束缚和影响,结合考古学的最新发现,我们才有可能比较客观地把握尧舜禅让故事的 历史真实。 
   首先,尧舜时期的中原处于“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战国策·赵策下》)的诸国林立时代。庙底沟二期文化以来,黄河下游及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迅速崛起,大都有向中原地区逐渐推进的发展态势;北方气候变化可能导致宜牧区分界线南移,迫使北方及西北地区的农业民族在游牧民族的逼迫下,逐次向中原地区退缩。与此同时,黄河水患也给中原地区居民带来了巨大 的灾难和威胁。内忧外患使中原地区居民面临着空前的生存危机。在共同利害关系的推动下,中原地区原本相互独立的诸集团最终选择了联合,迈向了政治一体化的道路。各方国之间的关系应当是一种比较松散的方国联盟,盟主首要之事就是“协和万邦”。考古学家在中原地区发现的满天星斗似的考古学 文化印证了文献的记载。
   其次,尧舜分别是陶唐和有虞两个方国的代表,其所直接掌控的地域是不重合的。《左传》哀公六年引《夏书》佚文:“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冀方亦即《禹贡》九州中的冀州,其地约当今日河北、山西两省。《帝王世纪》亦云:“尧初封唐,在中山唐县。后徙晋阳,及为天子居平阳。”文献的考证结合考古学中对鬲等器物起源与传播的分析,陶唐氏可能兴起于冀南、晋北地区,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步南迁或南扩至山西南部的汾水流域。陶寺文化就是陶唐氏文化遗存,陶寺遗址即为唐尧帝都已经成为考古学界不争的事实。关于有虞氏的活动区域,《孟子·离娄下》云:“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史记·五帝本纪》:“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同样由文献考证结合考古学中等器物起源与传播的分析,虞舜部族兴起于山东,经豫东、豫中到达陕晋豫三省交界地带,在虞舜部族的西迁过程中,兼收并蓄了东夷与华夏部族的文化特色,逐渐形成了庙底沟二期文化,此后再经过数百年的变迁,逐步发展成为龙山时代的三里桥文化。近年来在山西芮城、平陆等地发现了大批规格很高的玉器遗存,是否能在中条山南麓、黄河以北这片狭长的风水宝地找到类似于陶寺这样帝王级 的文化遗存,我们正拭目以待。 
   第三,陶唐氏、有虞氏不仅活动区域有所区别,而且各集团内的继承制度也都分别是以世袭制为基础的。《孟子·万章上》云:“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昔者,舜荐禹于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这段话的潜台词就是:尧之后陶唐氏集团的最高权力代表者非尧之子莫属,舜之后其子也理所当然地成为有虞氏集团的代表人物,说明方国内部最高首领之位的继承完全是按世袭制来进行的,世袭制已根深蒂固。根据陶寺墓地的情况分析,“唐尧部族具有盟主身份的大型墓葬有七、八座,而且根据墓位排列似乎应当是同一家族不同辈分的死者,其入葬时间也不相同,或可认为唐尧 部族任方国联盟盟主的首领有七、八位。” 
   第四,这种为世所迫的联盟是十分脆弱和不稳定的。一旦外部环境有所变化或内部力量对比失衡,就会打破原来的联盟形式。“凡有血气,皆有争心”。我们不妨也将古人理性化,设定其在任何时候都会对能更加满足其愿望的事情作出择优选择,作为利益单位的各部落均存在对于人力资本、非人力资本以及自然资源排他性占有的欲望或冲动。因此,各部落普遍倾向于建立一种能满足自身利益最大化之条件的秩序。这无疑使各部落间的秩序目标处于矛盾对立之中,并且惟有凭借武力建立一种统治关系才有可能实现。陶寺遗址的新发现可以看出武力使用后的 惨烈后果。 
   基于以上四点认识以及陶寺遗址所反映出来的灭绝行为,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尧舜之间的禅让是不存在的,所谓禅让,其 实是儒墨等家为宣扬其政治主张而杜撰的。  
太原道制作 http://www.tydao.com ( 2010-08-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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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黄牛的食物(转载)

中国现在发现的最早的家畜是狗,发现地位于河北南部,距今10000年左右。最早的家猪位于淮河上游地区,距今9000年左右。此后数千年,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许多遗址里都发现了饲养狗和猪的证据。进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所要研究的距今5500~3500年这个年代范围内,在当时人饲养的动物中发现了一些新的种类,比如绵羊和黄牛。

   绵羊:约5000年前

   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甘肃省天水市师赵村遗址的第5号墓葬中发现了绵羊的下颌,在同样大致属于这个年代的青海省民和县核桃庄墓葬里发现了一头绵羊的骨架。它们应该是当时的人有意识地埋入墓葬中的。到距今4000年左右,山西、河南等黄河中游地区的多个遗址里发现了绵羊的骨骼。这显示出绵羊有一个自西向东逐步扩散的过程。各个遗址出土的绵羊骨骼数量随着时间推移明显增多,显示出饲养规模的扩大。

   通过测量和比较,这些遗址中出土绵羊骨骼的尺寸大小,与后来商代晚期可以明确肯定是家养绵羊的骨骼测量数据十分接近,证明这两个时期的绵羊形体大概是一致的。

   通过对距今大约4000~3600年的多个遗址出土的绵羊进行年龄鉴定和统计,发现年龄大多在4岁以上。这与作为肉食的绵羊普遍在1~2岁即被屠宰的年龄结构明显不同,而与现代游牧民族为了剪羊毛、挤羊奶等次级开发活动所饲养绵羊的年龄结构极为相似。

   除了对出土的绵羊骨骼进行形态学、统计学和考古学的研究之外,通过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发现多个遗址中出土的绵羊的食物结构中以碳三类的植物为主。在北方地区,碳三类的植物主要来自自然植被。这证明当时的绵羊是放养的,吃的是草。

   通过DNA研究,发现多个遗址出土的绵羊包括A世系和B世系两种,其中A世系现在主要分布在中亚和东亚地区,而B世系分布在西亚和欧洲地区。这个结果传递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信息。距今约10000年前,世界上最早的家养绵羊出现在西亚地区,而后开始扩散,数千年后在中国古代遗址里突然发现的绵羊,很可能是传入的。

   黄牛:约4500年前

   除了绵羊以外,自距今4500年左右开始,在黄河流域陆续发现了饲养黄牛的证据。比如,在一些遗址出土的全部哺乳动物中,黄牛所占的比例都达到一定的范围,且在几个遗址都有数量逐渐增多的过程。这些遗址中出土黄牛骨骼的尺寸大小,与后来商代晚期可以明确肯定是家养黄牛的骨骼测量数据十分接近。

   碳氮稳定同位素的分析结果显示,距今4000年左右的山西省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黄牛的食物主要是碳四类的植物,可能是小米的茎叶;但也包括一些碳三类的植物,这应该和自然植被中的草有关。到了距今3800年左右的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那里出土的黄牛的食物基本上是碳四类的植物,似乎完全是依靠人工喂养小米的茎叶。这两个遗址的分析结果反映出饲养技术的进步。

   通过DNA分析,多个遗址出土的黄牛都为T3世系。国际学术界一致认为T3世系的黄牛是在西亚地区起源的,根据动物考古学的研究,最早的家养黄牛发现于距今10000年左右的西亚地区。这个结果和绵羊的DNA研究结果一样,在黄河流域发现的家养黄牛,其祖先很可能是传入的。

   新家畜影响社会发展

   家养绵羊和黄牛这两个新的动物种类的出现,在当时及后来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具有非同小可的影响和作用。

   首先,绵羊和黄牛的饲养方法和家猪不同,因此,新的家养动物和饲养方法的出现,意味着饲养技术的复杂化,推动了整个家畜饲养业的发展。新的饲养技术加上对绵羊的次级开发技术,与其他外来的农作物栽培技术和铜器制作技术一样,促进了整个经济形态的多样化和复杂化,进而为整个社会形态的复杂化奠定了基础。

   其二,与长江流域,以及黄河流域的上游、下游和西辽河地区相比,中原地区获取肉食的方式具有三个特点:一是饲养猪、狗、牛、羊等多种家养动物;二是黄牛和绵羊自出现以后,数量逐渐增多,而家猪的数量相应地减少;三是这种饲养方式一直得以持续发展下去。可以说,中原地区古代居民获取肉食的方式,是中原地区的经济强大于周围地区的重要证据之一。这个认识对我们研究国家最终形成于中原地区是一个有益的启示。

   其三,绵羊和黄牛的出现除了可以丰富当时人的肉食种类以外,在宗教礼仪方面也有不可或缺的价值。从距今9000年开始,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各个地区的众多遗址里出土过不少使用猪进行祭祀、随葬的实例。此外,也发现过不少用狗随葬的实例。距今4000年左右的遗址里,开始出现用牛和羊进行祭祀的现象,而大量使用牛和羊进行祭祀的仪式开始于距今3300年左右的商代晚期。到了商代晚期,在甲骨文中多次提到“太牢”和“少牢”这两种祭祀的形式,“太牢”是王一级的祭祀,“少牢”是卿大夫一级的祭祀,而牛和羊就是这两种祭祀活动中使用的主要动物。在祭祀活动的等级制度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牛和羊这两种动物,正好出现在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阶段,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现象。

   由此可见,家猪饲养的传统延续,黄牛和绵羊的出现及发展,对于当时中原地区饲养业的发展、经济基础的巩固、上层建筑的进步,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黄牛的食物(转载)

(原文发表在《科学画报》2012年第12期,此文系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系列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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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城址三题

陶寺城址三题

从人类对自然界认知的发展进程来看, 人们对于一年四季星空变化规律的认识以及确立正南正北之方位和选定城址方位观念的形成,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一步一步从混沌走向理性而建立起来的。最初人类面对自然界时是没有抽象的空间方位概念的, 要在大地上建立起东西南北的坐标系,建立起抽象的空间方位概念是要经过漫长岁月对日月星辰变化的观察才能建立起来的。尽管先秦文献对此发展过程并无系统全面的记载,但陶寺城址的考古发现,特别是陶寺古观象台的发现,却使得我们可对4000多年前帝尧时期已有成熟的方位系统和天文观测的这一辉煌文明管窥一斑。本文试图从陶寺城址的空间地理特征入手,分析其城址与大型宫殿建筑所采用方位系统的文化观念,进而去领略陶寺古观象台所蕴藏的文明与辉煌。

一、 陶寺城址位于古代的斗维之野

“斗维之野”这一术语或是称谓,最早出自于古文献《竹书纪年》中:尧“母曰庆都,生于斗维之野,常有黄云覆其上。及长,观于三河,常有龙随之。一旦,龙负图而至,其文要曰:‘亦受天佑’。眉八采,须发长七尺二寸,面锐上丰下,足履翼宿。继而阴风四合,赤龙感之,孕十四月而生尧于丹陵,其状如图。

陶寺城址三题

所谓 “斗维之野”者,是指在地面上显示为斗维形状的原野,是与天上斗维之天相对应的地面上的那个区域。那么,它位于何处呢?学者周文洁已经做了慎密的研究和论证,地面上斗维之状的原野就是指被古“三河”所框围以内的呈斗方形的区域,而天文星宿中北斗七星的那种长杓和斗维之态,与地面的古代黄河渠道的“斗维”之势,遥相呼应。 

图1北斗七星图

  古之所谓“三河”者,即秦晋大峡谷、风陵渡至河南省武陟县附近、再到天津市东郊之入海口,这三段古黄河体,史书上称西河、南河、东河者是也。现今的山西省偏关县之万家寨,天津市之海河入海口,山西省芮城县之风陵渡,河南省武陟县之东南处,此四点乃构成斗方之野的四隅。而这三段古黄河体,就是当年连结上述四隅、而被古人称之为的“斗维”者。

陶寺城址三题
陶寺城址三题

 图2、3 先秦黄河古河道斗维形状图

斗维之野在冀方,“冀方”就是古冀州,所以附以“方”者,宋人蔡沈先生释道:“言冀方者,举中以包外也。”就是说冀州之周边有个框维存在。蔡先生又释道:“冀为帝都,东、西、南三面距河。”距什么“河”呢?他说:“兖河之西、雍河之东、豫河之北,周礼职方,河内曰冀州。”请注意,这里所写的“兖河”、“雍河”和“豫河”者,是指位于古兖州、雍州和豫州的那三段古黄河体。此处的“河内”者,是指被“三河”所框围以内的区域,此域呈斗方形,故以古冀州特称为“冀方”,其他州者不能附加“方”字。唐人张守节先生在《史记·正义》中写道:“黄河自神州东,直南至华阴,即东至怀州南,又东北至平洲碣石入海也。东河之西、西河之东、南河之北,皆冀州也。”所以,古之“三河”者,称东河、西河和南河,也称兖河、雍河和豫河。冀州乃是被其框维的斗方之野。由此可见,从大的空间与地理范围上来看,古陶寺城址就建立在古冀州斗维之野的中心地域,它上应斗维之天的魁都,下居斗维之野的中枢区,可谓是帝尧时期的天之中与地之中。

笔者之所以从大的空间与地理范围上来强调陶寺城址位于古代的斗维之野,旨在说明以下两点:

一是“斗维之野”与古“三河”这两个地理称谓与确定帝尧的出生地直接相关,不可小觑,如果尧生于斗维之野的冀州域内这一命题成立,那么,这与之后尧封于陶唐和定都平阳之间的内在联系,也就是十分自然与合理的事了,这对于探讨陶寺遗址与尧都平阳的关系进而进行深入的定性分析,无疑将是一个极有价值的可参考的空间地理坐标;

二是“斗维之野”与古“三河”这两个地理称谓在“冀方”域内,因此它与最早关于“中国”这一概念的形成极其相关,对确定陶寺遗址在帝尧时期的诸多方国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冀方”域内,从陶唐乃至近代、现代、当代,都是全中国的中枢,地面上的“紫微”区域。《淮南子·览冥篇》:“女娲杀黑龙以济冀州。”此处的“冀州”乃中国的代词。《路史》云:“中国总称冀州。”黄帝、尧、舜、禹建都冀州,夏、商二代建都冀州。顾炎武先生指出:“冀州为中国之号。”

正如周文洁先生在《斗维之野在冀方》一文中所云:“在古代,特别是陶唐时代,冀州就是中国,中国也就是冀州,建都于冀州称“一统天下”,寄寓于其位于斗分野的吴越者被贬为“偏安一局”。冀州的这种微妙而尊贵的地位,“九州”之中非其莫属。” 据此,在海内外曾轰动一时的所谓“帝尧生高邮之说”也就值得推敲了,因为此说法的根据错位了,把“斗分野”误读成了“斗维之野”,其结论自然是值得推敲的了。

在陶寺城址被发现之前,陶寺这个地方从未被历代史学界所关注,也从来没有人把它和史籍《今本竹書紀年疏證》中的帝“八十九年,作游于陶”、“九十年,帝游居於陶”联系起来。实际上这个“陶”正是陶寺,该地海拔高度近600米,其地势远远高于“平水之阳”地势平缓之处的古尧都所处于的金殿一带。帝尧之所以要“游居於陶”,那是因为“水滔天,浩浩山襄陵,下民其憂” (《史·夏本》),陶寺发现的早期小城也许正是当初帝尧因避洪水利用仅仅一年时间就建起来的都城。关于这一论点,学者魏文成在其《夏朝文明》一书中有更为详尽的论述。

二、 陶寺城址的方位系统是史前文明的重要象征之一

关于中国古代城址的方位问题,如城邑、居址、墓葬乃至祭祀场所的方位系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仁湘在(《四正与四维: 考古所见中国早期两大方位系统》四川文物 2011年第5期)中指出:“由考古发现的资料可以论定,中国古代存在两个方位系统,一是以正、面( 中轴) 定向(“统领四方”系统)(图4),二是以维、隅( 对角) 定向(提挈纲维”系统)(图5),可分别称为第一和第二方位系统。前者强调了建筑的面向,后者注重建筑的角向,方与维的区别相当明确。以三代时期而论,中原地区主体属第一方位系统,而古蜀区域属第二方位系统,而且第二方位系统也存在于其他区域。不同方位系统的形成,可能分别与天文和地理相关,其深层原因需做进一步探讨。两个方位系统有时还会相互融会,都有古今传承的脉络可寻。”

陶寺城址三题
陶寺城址三题
陶寺城址三题

  图4 “统领四方”系统           图5 “提挈纲维”系统

那么,陶寺城址的方位系统又属于哪一种呢?

按照王仁湘先生的方位系统划分,陶寺城址主体堆积属龙山文化时期,城址和主要建筑基址的方位一致,属于非正向的第二 方位系统,亦即是以维、隅( 对角) 定向(提挈纲维”系统)。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襄汾城东北汾河东 岸、塔儿山( 崇山) 西麓,已经发现了城址的北、 东、南三面城墙基址,城址东北部的早期小城,西区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以及 大型宫殿遗址等。对于陶寺城址的方位问题,以往报道是315度,但与宫殿的中轴方位不相一致,所以有人称发现的宫殿可能是偏殿而不是正殿,笔者觉得以往报道的城址方位似乎有些问题。于是,最近特咨询了考古专家何弩先生,得到了令笔者信服与确切的答案:“陶寺城址与宫殿建筑方向有一个摸索过程。直至2007年陶寺中期宫殿区核心建筑IFJT3主殿的柱网结构的发现,才使我们最终明白陶寺城址、宫殿建筑的正面朝向是磁北的正西南,225°,即正南偏西45°。最初发现城墙,只能以磁北为基准,偏45°,自然是315°。后来发现下层贵族的房子,误将挑檐椽认为是门道的抱厦,所以当时以为主要建筑面向正东南即135°。(现在看来是225°)只有(面向)正西南是正确的。” ( 图6)

陶寺城址三题

图6 陶寺城址图

   显然陶寺城址是朝向正西南方向的,四角向着四正方向,这也就是维向。从地理位置上 看,城址东南是崇山( 太行山) ,西北是吕梁山, 两山平行夹峙的中间是汾河盆地,陶寺城正建造 在这两山间的盆地上。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两山间相对方位 是西北—东南向,但其山脉之走势都是东北—西南向,陶寺 城的中轴恰与山势平行,而南北城墙则与山势垂直( 图7) 。

陶寺城址三题

图7  陶寺附近的山势走向图

  那么,陶寺城址所采用的这种方位系统折射着怎么样的文化与观念呢?

      王仁湘先生认为在古代四面八方是确指的,四面包纳在八方之内。唐颜师古注《汉书 司马相如传》: “是以六合之内,八方之外,浸浔 衍溢”,说“四方四维谓之八方也。”所谓四方,实为四面,即东南西北,谓之四正,而四维则是四正之间的位置。

所以《诗•小雅•节南山》有 云“四方是维”,也是四个方向,但不是正方向。 《淮南子•天文训》说,“日冬至,日出东南维, 入西南维; 至春秋分,日出东中,入西中; 夏至,出东北维,入西北维,至则正南。”这里已经明确将“维”与太阳的运行联系到了一起,可见 “维”在古代也是不可忽略的方位。维又有边角之意,四维即四角,如《广雅》所说,“维,隅也”。用在方位概念上,正方向之间的方位便是“维”,是相差45°的斜向。

 一个完善方位系统的建立,应当可以看作是某个文明发达的一个象征,他反映了人们对宇宙对大地对自然地理与环境的认识程度。

从伏羲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画八卦,到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润余”,至今已有近万年之久,至少也有7000年以上的历史,这说明表示四面八方的八个方位的观念在中国是由来已久的,在陶寺城址所代表的文化年代之前就有数千年的历史可以追溯。

陶寺城址的方位系统,并未机械地采用伏羲先天八卦的方位系统,而是坐东北面西南,其纵轴线和方位系统与在其之后数千年的文王后天卦象的方位系统也不相一致。这说明陶寺城址方位系统的建立不但继承了前人关于方位的基本观念,而且还考虑到了充分结合地理环境和四季气候变迁的客观因素。

陶寺城址座东北面西南,右侧是绵延伸展的吕梁山脉,左侧是气势磅礴的太行山系,北依黄帝封禅的中岳霍泰山,南面斗维之状的“三河”之水,上对北斗七星的斗维之天,实有北玄武南朱雀、左青龙右白虎之大势,与易经八卦、阴阳五行的风水学理完美符合,体现了天地人合一的人文观念。

陶寺城址的地形显而易见是东北地势较高,西南偏低,呈丘陵之状,而作为主体建筑的宫殿则建造在城址相对较高的位置上,整个城邑的建筑群错落有致,在宫殿所在的位置上居高临下可俯瞰整个城邑,特别是每天当太阳从城后的崇山升起,悬挂在这个协和万邦的方国天空,那4000多年前就覆盖在各种建筑之上的具有世界之最的陶寺瓦当定会是五光十色波光粼粼,其气势之壮观和王者之威严是可想而知的,难怪“尧天舜日”这道绚丽的的人文之光和其折射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会千年不灭。至此,笔者不仅联想到了何弩先生对陶寺扁壶上那个古朱书文字“堯”的破解,那字的形状不正是对整个陶寺城邑最为形象的图符解读吗!

笔者认为陶寺城址的方位系统(艮山坤向),很可能对后天八卦方位系统的形成也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当初文王在河南羑里城做后天八卦,把乾卦之方位定在西北,其指向正是朝着位于斗维之野的陶寺—当年的王者之都,而坤卦的西南之位又正好与陶寺城址中宫殿面朝西南的方向相一致,兴许这并非巧合吧。

事实上除4000多年前陶寺城址的方位系统这一实例外,晋南古代方位体系传承还有类似的例证,例如,3000 多年前的东下冯商城,也是采用的“维向”方位系统,即使到了战国时期,位于夏县的魏都安邑城,仍是如此。可见方位体系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文化印记和文明象征,它传承的动力是非常强大的,而不会轻易变改的。

此外,陶寺城址东南发 现的大型墓地,1000 余座墓则绝大多数头向东南 或南偏东,与城址和主要建筑方向呈90度垂直,给人一种已故者在城池侧面(上位)正视城池的感觉。更为有意思的是,陶寺宫殿中轴线沿45°向东北延伸60里,竟然正好与位于涝河岸边的尧陵连为一线,进而再向东北又正好是上古时期黄帝封禅的霍泰山。这难道仅仅是偶然的巧合吗!据说那高大雄伟的尧陵墓冢,并非是天然的土丘,而是人工堆积成之。这里透射出了两条信息,一是当初堆土成冢反映了人们对尧王的无限崇敬与仰慕,二是尧王陵墓的选址与方位的确定很可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结果。

三、 陶寺古观象台的观测系统更显中华文明之辉煌 

中国最早的有关天文学观测的文献是《尚书·尧典》中关于四仲中星的记载,记载了帝尧时代的天文学观测和历法状况:“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分命羲仲,宅夷,曰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

这段记载所反应的天文学状况已经具备了后世历法体系和宇宙观的基本形态。历法,采用阴阳合历,以闰月调整月份与季节的对应,分一年为四季,观测四季的中星。有了中星观测就一定有了正南正北方位的概念,因此无疑有了将空间划分为四方的观念李约瑟认为这是近三千年中国天文学的基本宪章。帝尧时代大约距今4000 年前,那时果真有如此程度的文明辉煌吗?看来,若无考古实证而仅仅依据史料的记载进行演绎或是推断,恐不能令世人完全信服。

2003年~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合作,发掘了陶寺中期小城大型建筑基址IIFJT1,亦即古观象台。

襄汾陶寺古观象台的发现,终于向世人揭示了4000多年前这段曾经被人们遗忘了的那一段辉煌的天文观测的文明历史,这就是观测日出方位确定季节的历史。

据何驽先生考古报告:陶寺古观象台观测点夯土遗迹共有四道同心圆,中心圆面直径25厘米,二圈同心圆直径42厘米,三圈直径直径约86厘米,外圈同心圆直径145厘米。

陶寺城址三题
陶寺城址三题

陶寺古观象台IIFJT1上用于观测的柱缝系列共计13个柱子12道缝。经垂直向上复原,这12道缝分别对着崇峰(俗称塔儿山)的某处山头或山脊。其中主峰塔儿山在东5号缝内。(图8)以观象台的原点(观测点)为中心,其扇形幅角的方位角范围是从131.07度(E1)到60.35度(E2),观测缝隙之间的方位差大致相同,平均约为6.5度。

考古与天文学专家们认为,陶寺发现的大型半圆台夯土遗迹ⅡFJT1 具有明确的夯土中心观测点和夯土圆弧形墙上挖出的12 道狭缝, 可认定是古人用来观测日出以确定季节的观象台。近年来,专家们对该遗址各特征点位置多次进行过精确的理论计算和实际测量, 对其中E2, E12 缝的中心线方位角和对应远山仰角测量数据进行了天文学分析. 结果显示, 现代夏至和冬至太阳升起时, 接近E2,E12 缝, 但不能恰好进入,这是黄赤交角长期变化之故, 但在考古学确定的年代(公元前2100 年前后), 太阳升起一半时, 夏至太阳位于E12 缝右部, 冬至太阳位于E2 缝正中. 这令人信服地证明, ⅡFJT1 是古代观象台的遗址。(图9)

陶寺古观象台的12个观测缝,无疑是4000多年前的帝尧时期用于确定每年12个月24个节气的时间和用于历法制定的重要观测系统,而“十三根石柱子则可能是代表農曆閏年有十三個月,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掌握置閏法”(魏文成《陶遺址天壇的十三柱表明已知十三個月的置閏法》)。

纵然现在的实际测量数据(约20%许)并不能全部都与现今的24节气相吻合,并不能全部都能得以合理的天文学解释,但这并不能否定其曾经是用于观象和历法制定的重要测量系统,因为当时地表以上的测量设施到底是如何之状,现在的确是很难准确复原的,所以部分实测数据出现无法理想化的解读是正常的现象。比如,观测点周围的那四个同心圆在地表之上的垂直延伸又会有何用途,亦即把观测原点置于地表之上的不同高度和平面上,无论是测日影轨迹还是测方位,恐怕都会有新的解读;还有那个在陶寺晚期城址发现的有29个齿牙和齿孔的铜器齿轮,恐更不应忽视,因为倘若有多个不同齿牙和齿孔数目的齿轮组成一个联动装置,那可是件不得了的事情,因为这样就完全可以很容易的做到根据对月亮、太阳或是某些星辰的连续观测,每天或每个特定的时辰只需转动一个齿孔,就能掌控时、天、月、季、年的时间变化。这就实现了静态观测与动态观测的完美结合。也许正是那些被尘封或是已经失落的齿轮方使得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这样精确的结果能在4000年前得以出现。

可以肯定的是,陶寺古观象台的天文观测已经达到了多维的水平,因为它不但可测日出日落的方位(12个观测缝隙),而且可测不同方位的日影投射轨迹和距离(出土的圭表),显然在这个二维坐标之上的时间(节气)坐标的建立也是自然的事,只是地表之上的观测和记录设施已经不复存在,致使我们今天无法理想化的进行完美复原,比如说,那四个不同规矩的同心圆,其在地表之上与之相配合使用的测量设施,一定隐藏着诸多令人振奋的天文奥妙。

何驽先生曾经进行过铜器齿轮与塑望月相关性的研究,笔者认为是非常有益的探究,笔者建议并期待着他们能利用现代成熟的计算机三维建模技术,进行多方位的探索性模拟复原和观测研究,相信一定会取得新的进展。

说到陶寺古观象台,还有一件重要的与之相关的天文测量器具很有必要提及,那就是在陶寺遗址中发现的4000多年前的圭表,它可谓是帝尧时期日中立竿测影的实证。

《周髀算经》中关于地中有这样的记载:“夏至南万六千里,冬至南十三万五千里,日中立竿测影。此一者,天道之数。周髀长八尺。夏至之日晷一尺六寸。”

“2009年6月21日12时38分(夏至时分)何弩先生和来自国内各地的诸多专家们在陶寺曾使用发现的圭表进行了日中立竿的实测。实测结果是这样的:”表”的投影落在了“圭”上那两个红色标记之间的位置,影长41公分,减去四千年来“黄赤交角”的变化误差就是40公分。40公分正是“一尺六寸”,与《周髀算经》的“地中”恰巧相同(周髀的尺寸是25公分为1尺)”(刘合心:《他发现了“中国”的起源》)。

这说明早在4100多年前的帝尧时期,我国就已经拥有了“测日出方位”确定季节的观象台和“测正午日影”以定地中的圭表两套天文测量系统,拥有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天文观测技术。

4000多年前,之所以会在斗维之野的冀方之中出现当年帝尧时期具有国家文明象征的陶寺城址,或许正是因为这里是天下之中的地中所在。据此,称这里就是4100——4300年前最早关于“中国”这一称谓的诞生之地恐怕并不为过。

参考文献:

1、(武家璧陈美东 刘次沅《陶寺观象台遗址的天文功能与年代》中国科学 2008年 第9期)

2、(王仁湘《四正与四维: 考古所见中国早期两大方位系统》四川文物 2011年第5期)

3、(何驽《陶寺中期小城观象台实地模拟观测资料初步分析》 中国考古网)

4、(周文洁《斗维之野在冀方》 尧文化 第八期)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cc00e6b0100x7x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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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陶氏、陶唐氏,你究竟姓什名谁?

老先生辛苦了!一路走来  风尘仆仆 大半江山 !我跟着你的博客领略着被历史尘封的辉煌与文明!
你的文章我转载到了尧文化网,请应允 谢谢!原文地址:陶寺,陶氏、陶唐氏,你究竟姓什名谁?作者:3N3N

   襄汾有一座古代城址,4000多年过去,它原来是什么城已经不容易弄明白,借用现代的乡名,暂时名之为陶寺。
   陶寺按理原本是有佛寺之类的,陶寺现存只有关帝庙,它应当与陶寺之名关系不大。
   因为发现了古老的城址,于是有人想到,陶寺会不会就是陶氏,如若是,又会不是就是陶唐氏。若是,那岂不就是尧帝了?明白了这样的推理,陶寺城址就该是尧帝之都了!?
   帝喾次子,初封于陶,又封于唐,故有天下之号为陶唐氏。其号曰尧,史称为唐尧。不过这陶这唐,起初并非是立在陶寺之地。
   说者虽然振振有词,但终归还只是局限在推测层面,眼下还远没有到得出确定结论的时候。
   这里原本有一座大城,城主也一定非常了得,他和他的王子王孙们依然还只是活跃在传说里。
   也许最终会有那么一天,我们会从传说里将城主请将出来。耐心等待吧,这一天会到来的。

昨日考古家云集陶寺,察看最新发现,提出不少深化研究的建议,我们等待更重要的发现。

[转载]陶寺,陶氏、陶唐氏,你究竟姓什名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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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陶寺有约——2023年秋分日古观象台东1缝观月出

与陶寺有约

——2023年秋分日古观象台东1缝观月出

蔺长旺

与陶寺有约——2023年秋分日古观象台东1缝观月出

   陶寺古观象台东1缝,方位角131度04分47秒,仰角5度33分33秒,该观测缝在回归年里观测不到日出。 对此,天文学家“已有天文学计算解读陶寺观象台东1号缝用于月亮最南出点(18.6年一个周期)功能,明确与太阳观测无关”的结论。

  那么,这个18.6年一个周期的月亮最南出点,发生在哪些年份,可否进行实地观测呢?

与陶寺有约——2023年秋分日古观象台东1缝观月出

查阅百度百科相关天文学资料可知,月亮绕地球运转的轨道与地球绕太阳运轨的轨道形成的两个交叉点,被称为“交点”。交点有2个,一个是南交点,一个是北交点。

月球沿白道从黄道以南运动到黄道以北通过的那个交点称为升交点,与此相对的另一交点称为降交点。

天文学家把北交称为上升交点,而把南交称为下降交点

白道与黄道的交角在4°57′~5°19′之间变化,平均值约为 5°9′,变化周期约为173 天。

由于太阳对月球的引力,两个交点的连线沿黄道与月球运行的相反方向向西移动,这种现象称为交点退行。交点每年退行移动19°21′,约18.6年(18.5977年、18年7个月5天21个小时24分28秒)完成一周。

与陶寺有约——2023年秋分日古观象台东1缝观月出

经查万年历并结合电子天文罗盘复算,能满足月出方位偏南的年份1986年11月6日与2005年3月5日已经过去,未来临近且能满足的观测日期如下:

2023年9月23日        秋分时刻:14:49' 45"。

日出时刻:06:21      日出方位:89o 11'

日落时刻:18:30           日落方位:2700 29'

月出时刻:02:25PM    月出方位:125o 56'

月落时刻:23:43            月落方位:234o 20'

 2042年9月23日          秋分时刻:05:10' 51"

日出时刻:06:22      日出方位:89o 22'

日落时刻:18:29           日落方位:2700 17'

月出时刻:02:38PM     月出方位:126o 04'

月落时刻:23:54            月落方位:234o 26'

  可能你已经注意到以上两个观测日期的月出偏南方位在126度左右,而陶寺古观象台东1缝的观测方位为131度,在这个观测缝里能观测到月出吗?

 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从观象台观测基点通过观测参照物(塔儿山)还有5度33分33秒的观测仰角存在,当月亮位于126度方位时,是观测不到的。但随着月亮上升(大约27.5分钟左右)接近这个观测仰角时,就应能够观测到。

  朋友,有兴趣吗,期待2023年秋分我们能相约陶寺,去感受4000千年前陶寺先民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的智慧!

                              戊戌中秋于平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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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旧石器与新石器考古文化相关性浅析

中国旧石器与新石器考古文化相关性浅析

蔺长旺

   

本文根据我国旧石器文化遗址和新石器文化遗址分布的总体状况,提出了五个关于为何新、旧石器文化会出现断代或是间隙的问题,认为地理水文环境变化是主要原因。笔者认为人类的文明与文化,具有在纵向(历史年代)上的传承和横向(空间地域)上的融合特征,是个动态发展进步的过程。因而研究新石器文化的发展脉络或是探其源头之所在,应当以更为广阔的视角,至少也应考虑其与旧石器文化晚期(细石器)亦即其向新石器文化过渡阶段的相关性。

关键词:旧石器文化 新石器文化 纵向传承 横向融合

  之前,笔者曾写过一篇以《中国新石器考古文化分布与相关性浅析》为题的文章,主要是以新石器考古文化的分布资料为支撑,并结合典籍记载而展开讨论的。

中国旧石器与新石器考古文化相关性浅析

 如果仅以此图中的六个系列为基础,那么直观的看起来,所谓“满天星斗”、“多元”分布、直到龙山文化陶寺时期才形成“一体”之说似乎是正确的,但这里忽略了一个“元”之“源”的问题。于是便出现了“多元一体”和“同源一体”的学术争议。

  学界专业分的很细,有搞“旧石器”考古的,有搞“新石器”考古的;以此分类的学术研讨活动并不少见。那么二者有无关联,有无相关性,“新石器”文化是否有着来自“旧石器”文化的基因传承? 若二者根本不搭界,那“多元一体”之说完全可一锤定音,“同源一体”之说可休矣,“探源”也就显得多余了。若二者有关联、有相关性,那么“元”之“源”可探,“同源”之“源”可考;路漫漫其修远兮!

中国旧石器与新石器考古文化相关性浅析

   关于我国旧石器遗址的分布,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著名考古学家贾兰坡教授就中国的考古学和古人类学发表谈话时说有二百多处,其发现地点以山西最多。贾兰坡教授还分析了山西许家窑与北京周口店的相关性。

中国旧石器与新石器考古文化相关性浅析

   在晋陕豫交汇地带,从距今180万年的西侯度到距今1万年的吉县柿子滩,旧石器(遗址)文化可谓连续而又不曾中断,且典籍所记载的巨灵劈山道河、女娲炼石补天、伏羲画卦以及之后的精卫填海等一系列“神话”传说也都源于这里。

中国旧石器与新石器考古文化相关性浅析
中国旧石器与新石器考古文化相关性浅析

   通观我国旧石器文化遗址和新石器文化遗址分布的总体状况,不难发现以下几个值得注意的和研究的问题:

    其一、从旧石器文化遗址的总体分布来看,晋陕豫交汇地带似应是中国旧石器文化的核心区域,其与长江流域旧石器文化之间有无关联性与相关性?。

    其二、在晋陕豫交汇地带的山西南部,山西吉县柿子滩旧石器时代遗址是中国目前距今2万至1万年间现存面积最大、堆积最厚、内涵最丰富的一处原地埋藏遗址; 而翼城枣园遗址则是大约距今7000~6400年山西省发现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另据最新考古资料显示,柿子滩S9地点也发现了距今8340(±130)年的文化遗存。为何其旧石器(遗址)文化与新石器(遗址)文化之间会出现大约2000多年的断代或说间隙?

其三、对于南部地区湖南澧县彭头山(距今9000年)、山东半岛后李村(距今8500年)、中原舞阳地区賈湖(距今8600年)、 北部地区内蒙与辽西交界的兴隆洼(距今8200年)、东南跨湖桥(距今8000年)、 西部地区甘肃秦安大地湾(下层距今8000年)等新石器文化遗址,为何也会出现其与旧石器文化之间1000到2000年的的断代或说是间隙?

其四、为何位于黄河中游南北两岸的裴李岗(距今8000年)和磁山文化(距今7400年)的出现会早于山西枣园而又晚于其他地区呢?

  其五、为何山东地区距今8500年出现的后李文化会在距今8200年左右突然消失,直到大约1000年之后(距今7300年左右)这一地区才出现北辛文化?

中国旧石器与新石器考古文化相关性浅析

   笔者认为,以上五个问题出现的缘由主要是因地理水文环境发生变化所致:一是距今万年左右,“一山挡河”的中条华岳因地壳运动发生断裂,导致盐湖(海)奔泻,河水东去寻路、几经变道,沿湖(海)生活的先民不得不向东南西北四处迁徙;二是距今8500年到距今7400年左右所发生的长达千年之久的海浸出现于消退过程。这恐是中国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转变过程中产生断代或说是出现间隙的重要原因。

中国旧石器与新石器考古文化相关性浅析

   总之,笔者认为人类的文明与文化,具有在纵向(历史年代)上的传承和横向(空间地域)上的融合特征,是个动态发展进步的过程。因而研究新石器文化的发展脉络或是探其源头之所在,应当以更为广阔的视角,全方位审视,至少也应考虑其与旧石器文化晚期(细石器)亦即其向新石器文化过渡阶段的相关性。

 参考文献:

1、           李侃良《中华探源》

2、           刘景芝 华北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文化初探

3、           苏秉琦:《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

4、           吴汝康:《人类起源与进化过程中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

5、           山西省临汾行署文化局:《山西吉县柿子滩中石器文化遗址》

6、           三晋都市报:《田建文:揭开7000年前历史的考古人》

7、           雷鸣:《我国已出现旧石器遗址群二百多处》

8、           赵静芳 《中国旧石器时代》

9、           佚名:《中国新石器文化之“外来文化”影响与时代分段》

10、        高炜.晋西南与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

11、        个人图书馆:《晋南地区新石器末期考古学文化》

12、        考古汇:《田建文:山西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思考与展望》

13、        蔺长旺:《中国新石器考古文化分布与相关性浅析》

                                                         2018.9.21 于平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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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

再谈陶寺观象台的观测误差

再谈陶寺观象台的观测误差

        _____实在是一个令人费解的难题

蔺长旺

2018年4月14日,笔者连续发表《陶寺观象台东1缝隙为何观测不到日出 》和 《再谈陶寺观象台东1缝为何观测不到日出》两篇博文,试图对陶寺观象台实测数据产生观测误差问题进行了分析讨论, 提出了古观象台可能因遭受震灾或特大洪灾而造成观测柱体发生位移的推断。尽管此推断目前尚不能得到考古学证据的支撑,但笔者还是不想放弃这一研究结论。之所以坚持这一观点,缘由有四:

 一是,在帝尧时期,观象台的建立很可能是以塔儿山脉作为参照系,通过多年连续观测记录获得经验数据后进行设计建造的,如此便是一个具有相对性特征和实用功能观测系统,且亦可满足观测者的需求。即使考虑4000年来黄赤交角的变化因素,也不会对今之观测产生如此系列性的误差,因为其误差仅有0.6123度,不会对目视观测造成影响。笔者认为在4000年后的今天,假若在复原后的观象台一侧,再按照古人的方法,任意确定一个观测基点,借助于现代化的计算工具,仍以塔儿山为参照物,结合实际观测重新构建一个类似的观测系统,经计算可以满足20个节气的观测,但要做到观测24个节气也是很难做到的,因为夏半年接近夏至的视运动“慢速”过程和冬半年接近冬至的视运动“快速”过程,很难精确的对夏至与冬至前后先临近的节气设置观测柱的缝隙。所以说何驽先生对陶寺历法20个节气的判断是非常可信的。

再谈陶寺观象台的观测误差

二是,笔者的推断和计算使用了现代的计算机软件工具,利用可在观测基点对以往和未来任意年份、任意一天日出时刻、日出方位进行实时计算的电子天文罗盘,并考虑了参照物塔儿山高程(观测仰角)对观测方位角的影响,进行了修正计算;相对于手工计算数据的准确性相对要高些,从科学计算的角度来看,计算数据应有很高的信度。

三是,考虑到古观象台根基为夯土而非石块,估计其柱体与根基很可能是上下一体化的夯土结构。那么,其根基在连续降雨过程中的积水浸泡下,突发的大洪水瞬间冲击,是完全有可能造成其部分柱体整体位移。这类夯土建筑在洪灾发生情况下出现滑坡的现象在黄土高原并不稀奇。那么,观象台若是依据位移之后的基础坐标进行复原,必然会出现难以解读的误差问题。

四是,关于陶寺观象台在春分、秋分都出现两天观测误差的问题,有文章称“陶寺观象台二分标准基线92度,而‘盈缩大分’有2度误差极值,正好1天1度,所以设计的观测缝94度”。(那么,陶寺人当初就是以这个实际相差两天的日期作为二分日呢? 还是说会将其修正两天后的日期作为二分日呢?这是在是一个令今人难以确定的问题。 )

再谈陶寺观象台的观测误差

之所以对陶寺观象台春秋分日出偏离观测缝的这种解释笔者不敢苟同,乃是因为所谓“盈缩大分”2度差值,是指太阳周年视运动在春、秋分时因地球自转、公转非匀速变化而导致发生在赤道与黄道上交点位置出现变化的最大差值,是相对于圆周的角度值。古人利用这个差值应是用来修正交点(位置)日期与时刻的。 

再谈陶寺观象台的观测误差

要知道这个角度值与实际观测日出方位角的角度差值完全是两回事:实际观测的张角范围只有60度左右,一个回归年的观测角在120度左右,概算也就是观测角度大约3天变化1度。陶寺观象台实地理想的可观测范围的张角(118度45’  – 59度55’)为 5850 ;修正塔儿山高程仰角后的观测方位角张角为(124度57’ –61度)  6357;在这个观测范围内,每天之日出方位角变化绝不可能会是1度,因为按照平均值计算3天才会有1度的变化。所以笔者认为以此来对陶寺观象台春秋分日出偏离观测缝进行误差2天的解释恐欠妥当。

再谈陶寺观象台的观测误差
再谈陶寺观象台的观测误差

在陶寺观象台理想地平实地测算春分日出方位角为89度31分,秋分在实地测算的秋分理想地平的日出方位角为89度28分,取平均值89.5度,面对的山峰仰角为3.2度,当太阳高度角超过这一仰角数值时方位角发生变化的数值为3.6度,修正后日出观测方位角为93.1度;也就是说按照观测角93.1度,应当能够在二分日观测到日出的,但是复原的柱体并无此观测缝隙,故无法进行验证。而东7缝中线方位角(94度27’52.2”)所对应的仰角为4度15分35秒,考虑山脉影响应修正方位角为4.781度。尽管94度27’52.2” — 4.781= 89度41分,该数值与在实地测算的春分理想地平的日出方位角为89度31分仅差10分,但因山脉高程影响,观测方位角会发生大于4.781度的变化,由于东7缝的观测角度中线为94度27’52.2”,该数值大于正常观测方位角93.1度约1.3度,因其中线左右的观测缝隙恰好可满足误差两天到三天的二分日观测(从冬至到夏至的观测张角只有60度左右,因而方位角变化约每3天1度),所以非常规律的出现了春分提前两天、秋分推迟两天的观测结果。这说明用于观测二分日的东7缝很可能发生了位移或是另有他故。

 (在观象台观测基点能够在二分日以塔儿山为参照观测到日出的那个方位角93.1度客观上是存在的,所以若能据此进行实地观测对分析东7缝观测误差两天是有帮助的,不过因复原的柱体影响,在同一基点是无法使用这个数据了。)

总之,笔者认为,陶寺观象台所呈现的带有规律性的误差现象(单独伫立的用于夏至的观测缝柱体除外),说明观测系统的大部分柱体曾经发生过位移。详细分析过程请参阅笔者发表的《陶寺观象台东1缝隙为何观测不到日出 》和 《再谈陶寺观象台东1缝为何观测不到日出》两篇博文。

 倘若,在考古学方面确实不存在陶寺古观象台曾经遭受过灾害性破坏的情况,那就完全可以断定:陶寺古观象台是陶寺人以塔儿山为基本参照系,根据常年实际观测数据而建造的一套完全可与当地侯历相符合且能满足20个地方性节令观测的天文系统,也说明何驽研究员历经数年所获得的“陶寺历法”之研究数据是可信的。另一方面,笔者依据现今人们对24节令的认知在研究中所发现的陶寺古观象台那种具有“规律性的误差”,也恰能说明4000年前陶寺人就具有很高的天文观测水平这一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

 也许对偏离误差所有的各种解释,包括我推测的东2与东11整体位移都是毫无意义的,都是多余的。因为这些解释都是以现今的24节令为前提的,以此要求陶寺人是不公平的,甚至是苛刻的。因为陶寺人的20个节令是他们以崇山为参照系按照实际观测经验独创的,他们的节令就是按照在各个观测缝实际观测到的日期来确定的。

                                           2018.9.17 01:27  于平阳